◆导报记者 许慧妍 济南报道 

应大众报业集团主办的“希努尔杯”第七届记者论坛之邀，5月23日，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到济南授课讲学，经济导报记者于此前一天对其进行了独家专访。
作为中央党校的博士生导师，周天勇有一群独特的“学生”：下至县官上至省部级官员。在这样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中，周天勇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迥异于学院派的理论。由于民生问题已是当下最值得关注的话题，周天勇也将解析当今宏观经济社会热点问题的逻辑起点，定格在了就业上。

消费低迷关键在就业难
就业难在中小企业太少
 

经济导报：尽管近年来启动内需刺激消费，消费增长也已经加速，但从一季度的数据来看，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比例仍然不协调，为什么？怎样才能使消费这驾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动力更足一些？
  周天勇：我认为，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不是不协调的问题，是严重失调，甚至恶化。按国际惯例，处于发展中期阶段的经济转型国家，投资与消费比例的正常水平是30∶70，下限是35∶65，但我国是45∶55。
 

 过去，政府部门一公布宏观经济数据，就很注重什么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增长。但这两年你发现了吗？中央政府开始更加注重居民纯收入水平的增长。 
 

消费决定于收入，收入决定于就业以及工资水平的高低。消费的长期持续低迷，其实反映的是就业不充分以及工资水平低、老百姓手里没钱的问题。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消费驱动力不足的问题，还要从解决就业入手。
 

经济导报：可是现在就业太难了，尤其是每年有大量的大中专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周天勇：学生是一个特殊的就业群体，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教育课程设计的问题。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吃皇粮”的培养思维，学生毕业之后要到政府机关当公务员、进事业单位，最差也是国企。 

计划经济体的思维放到市场经济里，就业不难才怪。
 

而我着重要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中国的企业太少了，毕业生上哪儿就业去？说到这里，我必须破一破现在流行的所谓指导学生就业的歪招：第一，所谓到广大的农村去就业。我们这一代人下过乡，难道还不知道在农村就业是什么情况？现在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就业机会才千方百计转移出来？第二，教育学生到“最需要我们的中西部、贫穷地方去”。越是贫穷的地方，就业机会就越少，那里的人想出还不一定出得来呢。这些都是对一代青年学生的误导，而根本办法还是要鼓励创业，增加企业，解决就业。
 

经济导报：我们这么庞大的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这么多人就业的难题，应该有多少家企业才算是合理的，您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吗？
 

周天勇：发达国家千人50个企业，就是发展中国家也是千人20-30个企业的水平，而我们国家是多少呢？根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的普查数据，2004年我们才325万家企业，除以13亿人口，平均下来千人不到两个半企业。
 

根据我们国家的情况，解决就业的最主要和最大的渠道，是大量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这个占每年新增和再就业的比例超过了90%。因此，各级政府应大力发展个体、10人以下的微型和中小企业。

收罚太重死结在体制
改革先从职能部门开刀
 

经济导报：在知识经济时代，创业的技术和资本的门槛越来越高，还有多少个体户、微型企业创业的空间？就在去年，中国民营企业不长寿的说法还不绝于耳。
 

周天勇：这个空间要看从哪个角度说。从现实需要和理论分析来看，空间很大。现在的问题是，许多城市对于个体、微型企业，尤其是一些流动性、季节性的非正规创业，统称个体摊点儿吧，在认识上还有很大争议。各个职能管理部门收、罚款太重，10个创业的人被收、罚得“死”了多半，办成的也大多是在这些职能部门有熟人，能套上关系的，哪里有一般个体户和微型企业的创业空间？
 

前不久中央一位领导人到某省的一个城市视察，没走当地政府规定的路线，碰上一个瓜农，他就问瓜农：党的政策怎么样啊，还有哪些不满意的地方。老瓜农说政策很好，就是拉到城里的西瓜不让卖。这位领导人听了很生气。后来那个城市就让卖瓜了，可是我们又有多少城市一创什么城，上面领导一来检查，就把小商小贩赶得没法经营？甚至不少城市提出来要建设“无摊城市”，这好像是有关部委衡量什么标准城市的一个硬指标。这个问题值得商榷，我们的部委制定政策标准不能不考虑民生。
 

至于民营企业不长寿的原因，从企业自身角度来讲，有管理的因素，但我看，根本不在企业自身的管理。中国人那么多又那么聪明，还能管不好一个企业？关键还是职能部门管得太严、罚得太重。
 

经济导报：您说政府有关部门管、罚太严、太重，有数据支持吗？
 

周天勇：有啊，2005年的一次全国性大会上，我曾口无遮拦地说预算外收入至少8000亿。结果有专家问我数据是怎么来的，我就实话实说，说是估测出来的（笑）。但是不久之后，普查结果出来了，2004年全国预算外财政收入9367亿元，光法院、检察院就收了356亿。
 

经济导报：这么庞大的预算外收入，是什么概念？
 

周天勇：和当年的财政收入、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和增幅相比，就知道是个什么概念。不仅如此，1999年到2004年我们国家810万个体户“倒下”，个体户一般是两个人就业，这样算下来，我们损失了1600多万个就业机会啊！
 

其实，症结也不在这些职能管理部门本身，而在体制。比如工商，收支两条线，但超收奖励罚款分成，实际上就是收罚款发自己的工资。这样的部门应该由财政直接发工资，取消、合并收费，不要让他们再通过收费变相发工资甚至奖金和福利了。职能部门要回归到为建设创业型社会服务的本位上来。
 

经济导报：通过什么来切入并推动职能部门的体制改革？
 

周天勇：前一段时间我到浙江诸暨做调研，震撼很大。首先，诸暨县有10万家企业，6万多家没有登记，这在别的地方就是无照非法经营，不得了的。第二，诸暨县给工商局发工资，并且可以与工商局谈条件：诸暨县有个1.2万平米的商城，1000多个工商户，最后商定，整个商城一年下来只收25万，工商局不能再挨家挨户地去收管理费。第三，雇工人的家庭工商户每年才交50块钱的管理费，不雇工的交10块，多宽松。这样的环境，百姓创业当然很快就可以发展起来。
 

我们到底要怎样尊重劳动者权利？我认为，对一般的个体户不要再登记，实行备案制就行了；放宽个体、微型经营的准入，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空间。
 

经济导报：我知道您有不少研究成果被有决策权的领导批示过，并且成为制定政策的参考。那么，这一观点目前在多大程度上进入了决策层的考虑视野？
 

周天勇：可以向你透露，估计工商部门很快就会取消个体户登记制度，实行备案制，启动管理体制改革，不再自己收费发工资。今明两年的事儿吧。当然，其他部门还在收，先从清理和取消工商部门的收费入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