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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日前在《中国新闻周刊》上撰文，抨击日益泛滥的“实名制”。文章说，2006年以来“实名制”浪潮愈演愈烈，涉及的人口也日益庞大，形成中国式社会管制的一大特色。
手机入网实名制，乃是实名制浪潮的第一波。信产部要求实行手机号码实名制，其理由是杜绝垃圾邮件和手机欺诈。但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是，那些已经推行实名制的城市，并未有效地制止手机犯罪。
此后，公安部又要求逐步建立自行车购销实名制，藉此遏制经久不衰的自行车偷盗狂潮。但已经有人撰文指出，既然钢印作为自行车的坚硬“身份”都不能阻止盗窃之风，那么，在假证猖獗的社会里，自行车实名制又岂能令窃贼生畏？
今年春运期间，有人开始力倡火车票实名制，以此救治铁路犯罪的痼疾，厦门火车站甚至率先作了这种实验。但对庞大的火车乘客群作身份证登记和查验，势必导致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的剧增，严重拖累政府部门和乘客。
文章认为，实名制企图通过唤醒人的法律和道德意识，阻遏各类社会犯罪。但这种治标不治本的管制技术，只能向民众转嫁行政压力，迫使后者面对繁缛的查验手续，浪费大量人力资源成本；不仅如此，实名制还逼使民众出卖自身隐私权的核心部分，由此为人权的侵害打开了堂而皇之的大门。
中国社会存在着滥用实名制的巨大危险。按现有的实名化的狂热态势，若干年后，民众到商场购物、医院就诊、购买车船票，甚至餐馆就餐、进入澡堂和娱乐场所、汽车加油、公路收费站缴费，都可能会以实名进行，由此打造出一个毫无隐私权的反面乌托邦。
文章呼吁，技术手段根本不能代替道德教育和司法监管，更不应为限定人的自由提供借口。确认公民的身份，不是公共管理的主要路径。最需要推行实名制的地带，不是广大平民的生活广场，而是滋养官员腐败的奢华温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