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人 王蔚 

  还有几天，就是邓小平去世十周年的祭日了。邓小平于1997年2月19日去世，那是元宵节前夕，我走在济南的和平路上，从行人那里知道这位伟人去世的消息，泪水一下子充满了双眼。打开电视，收看有关的新闻。我很难相信，这位令我敬佩的老人会在香港回归前不到5个月去世。
  虽说在这之前外电曾多次报道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即将辞世，但我固执地认为，邓小平绝对不会在香港回归前去世。邓小平曾经说，他晚年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够在回归后的香港大地上走一走，看一看，那怕坐着轮椅也行。
  但上苍没有让他最后这个愿望实现，造物主也许用这种方式提醒人们对这位伟人作特别的关注。
  我们无法猜想这位老人临终时是否与我们抱有同样的想法，但据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邓小平去世前异常平静，虽然忍受着帕金森病的巨大折磨，但他一声不吭。即使在病痛面前，他也一直保持着他那一贯的尊严。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位老人生前的真诚表白深深地回响在人们的耳边。
一
  其实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邓小平。
  我脑海中最初对邓小平的形象是一幅漫画，邓小平与刘少奇在一起。刘少奇的鼻子出奇得长，脸上有不少的麻子；邓小平的个子出奇得矮，几乎没有脖子。旁边是红卫兵，横眉冷对地举着硕大无比的拳头。红卫兵的嘴里似乎还呼喊着口号“打倒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这幅漫画是在村东头一面墙上出现的。
  那时候刘少奇与邓小平总是被扯在一起，“提刘必提邓，批邓先批刘。”农村里批刘邓，主要的是批刘邓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而在私下场合，农村人却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大加赞赏，说那才是好政策。我记得我的两位本家叔叔不止一次地说，若没有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农村里饿死的人还要多。另外，他们也不相信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的说法。
二
  邓小平是林彪倒台以后1973年3月恢复工作的，这时我已经十多岁了。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做了好多的事。一是1974年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系统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二是在国内大张旗鼓地搞整顿、抓生产，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但由于某种原因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在我的印象中，邓小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他代表党中央致悼词。那时，邓小平已经七十二岁，由于是在追悼会上，他音调很低，但铿锵有力，斩钉截铁。
  正是这个场景，我记住了邓小平，记住了这个坚定自信、充满活力、表现睿智的小个子领导人。
  邓小平被打倒以后，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当时我在读小学，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个紧跟形势的人，也带领我们加入到这一运动当中。他要求每个人都要写批判稿。我不愿意写又不敢不写，于是从报纸上抄了一段话应付公事。那个时候我已经对邓小平心存尊敬，我不忍心向这位我尊敬的人乱泼污水。
三
  其实，我真正对邓小平心存感激是在1978年，那一年我初中毕业。若没有邓小平推翻推荐制度，我不可能上高中，更不可能成为一名大学教授。是邓小平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我的身世比较复杂。我的生父（金中）早年参加了新四军，后来成为谭启龙的警卫员。由于学过日语，英语、俄语，算是个知识分子，于是由警卫员转为翻译。建国以后，父亲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从朝鲜回来后，转业到全国总工会工作。但在1957年，父亲犯了一个知识分子必犯的错误，在大鸣大放大辩论中给单位领导提了意见，成了右派。先是到河北唐山，后来到山东邹平接受劳动改造。母亲正是在邹平生下了我。父母不愿意我受牵连，就把我送给了一对已经有五个女儿但没有儿子的农民夫妻（即我的养父母）。父母送我时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穷点没有什么，只要成份好就行。我养父家符合这个条件（三代贫农）。
  1978年春天，班主任老师召集我们开会。说，“从你们这一级开始，上面决定废除推荐上高中的做法，实行考试录取。”老师强调说，无论你出身什么家庭，你都可以考。谁考上算谁。“我们县最好的中学就是邹平一中，我希望你们之中有考上邹平一中的，”老师顿了顿强调说。
  那一年，我顺利地考上了邹平一中，我记得我入学的第一篇作文的名字叫《当我接到入学通知书的时候》。我的班主任吴彬老师把那篇作文被当作范文在全年级宣读。那篇作文是我写给邓小平的第一首赞歌。我知道，从那个时候起，我的生活已经被这位伟人彻底改变。
四
  此后邓小平的动作越来越大，越来越让人目不暇接。给彭德怀平反，给刘少奇平反，给杨尚昆、陆定一、薄一波平反;开展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当然，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是给“地富反坏右”摘帽。我的生父亲被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我记得那是深冬，我从学校回家过星期天。回家后，父亲第一件事就是将盖有县公安局大印的“摘帽通知”给我看。
五
  我养母一生中只留下了一张照片，那是她去世前我在我们家的承包地里给她照的。照片上的娘满脸幸福，笑得合不拢嘴。因为，自从邓小平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以后，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不仅可以吃细粮，而且通过种棉花，可以有零钱花了。
  照娘的话说，生活比蜜甜，是要什么有什么。每当讲到这里，娘总是加上一句“这都是托了邓小平他老人家的福。”“他老人家”这三个字是娘必说的，娘觉得，若不是加上这三个字，就不足以表明表达她对邓小平的由衷敬意。
  娘于1982年去世，照姐姐们的说法，娘这三年（从七九年算起）过得是太舒心了，每天都笑哈哈的。而爹，每到他摘帽那天的纪念日，都会恭恭敬敬地面对邓小平的像拜三拜。我是在他去世那年才知道这个秘密的，临死时他已经不能站立，愧疚地对我说，我无法拜他老人家了。
六
  1988年初夏，我即将从西南农业大学（现在的西南大学）研究生毕业。那时我已经联系好了在山东的工作，想到不久将作别重庆，心中不免惆怅。我心中有件事没了，那就是我还没有到邓小平的出生地拜望，而这是我一到重庆便有的愿望。于是在一天清晨，我便由北碚出发，前往广安。在我记忆中，邓小平的故居坐东朝西，门前是一条小河。1904年，邓小平就出生在东北角的一间小房子内。屋子不大，但床很大，占了屋子的大部分空间。我记得门口的对联是著名作家马识途写的：“扶大厦之将倾，此处地灵生人杰，解危济困，安邦救国，万民额手寿巨擘；挽狂澜于既倒，斯郡天宝蕴物华，治水秀山，兴工扶农，千载接踵颂广安。”
七
  1989年六四风波后，邓小平在确立江泽民的领导地位以后不久毅然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过起了平民式的退休生活。但他退休后他仍然关注着党与国家的发展。1992年，这位老人通过“南巡讲话”给中国人指明了未来的发展之路。他敦促中国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这是这位老人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从1992年到1997年去世，邓小平再也没有对时局发表过任何评论，也许他认为他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论语》中的一段话。“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啊，这个时候，邓公还需要说什么呢？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既然中国已经走在他所指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路上，邓小平还需要说什么呢？什么也不需要说了。
  写到这里，似乎是结尾的时候了。我常想“邓小平”的名字。“小平”这个名字很有味道，我的理解是“小平”大“不平”的意思。也许邓小平由邓希贤改为邓小平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必当大任。邓小平的经历再一次验证了自古英雄多磨难的真理，也使我们再一次体会到孟子的观察是何等准确：“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伐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邓小平苦心智，劳筋骨，成就了他自己，也惠及了中国，惠及了世界。所以，在他去世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这样评价说：“在国际社会，他将作为中国的现代化和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的主要设计师而受到人们的怀念。”
  也许只有邓小平才可以得到这样的评价。  （作者系山东财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