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块主持:牟德鸿
 　从热议到冷漠，GDP的增长数据已越来越提不起人们的兴趣，普通民众更关心的是，GDP增长何时能惠及百姓？经济增长是为了增进民众福利，还是为了GDP和税收的数字攀升？经济增长是使人与自然、人与人更和谐，还是加剧贫富差距以及人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对立？
　　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经济增长问题自然是各界关注的问题。
  多年来，一提到中国的GDP，不论是官方还是经济学家，无不立时神情激奋、喜形于色，并吹拉弹唱、大放赞歌。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通缩、前两年的经济过热以及宏观调控，都曾引起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然而，对于经济增长数字，2003年的时候我们还在争议，2004年仍然在争议，但到2005年时，大家却不再热议了，对经济增长的关注今年明显降低。中国民众为什么对GDP越来越淡漠了呢？
  原因之一：虽然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数据是可信的，但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却饱受争议。政府仍然通过生产附加值增长的数据来计算GDP，而这些数据主要来自于国有企业，数据质量并不佳。再加上，地方政府官员“唯GDP论”作为自己职务提升的砝码，难免有失真可能。每逢中国统计部门发布GDP增长数据，都会再度激起外国对中国官方统计数字的疑虑。因此，民众对GDP统计数字有多大的准确性持疑虑心态。
  原因之二：国强民却不富。民众自然更关心自己的生活质量，生活水准的提高。在最近10年的改革中，6000万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被替代；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7000万股民损失超过1.5万亿；城市中1.5亿人或失去或应得而未得到社会保障；基尼系数达到0.53-0.54之间，城乡差别达6倍之巨。   （牟德鸿）

改善民生是GDP增长的起点与归宿

人民福祉比GDP增长更重要
◆箫剑   

  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经济增长的目的和正当性问题。经济增长是为了增进民众福利，还是GDP和税收的数字攀升？经济增长是使人与自然、人与人更和谐，还是加剧贫富差距以及人与资源环境、人与社会的紧张对立？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经济增长了，就业率就提高了。这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经济增长速度快，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反之，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这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于1962年提出的著名的“奥肯定律”。
  然而，这条规律如今在中国似乎不灵了，当中国正在为经济增长欢呼时，却发现失业率也在增长。被国内外实践普遍证明的“奥肯定律”，为何在中国“失灵”？
  有人说，悖论来自产业结构调整。国内很多地方在经济快速增长同时，都在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资金、技术密集性企业替代了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
  这个理由站不住，无法解释世界各国普遍出现的经济结构调整，独独在中国出现“奥肯定律悖论”？按正常规律，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替代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会促进另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然而在中国却没有。只有两种合理的解释：一是虽然经济增长了，但老百姓的收入并没有随之水涨船高，于是内需无法启动，第三产业发展不起来；二是第三产业虽有发展，但是第三产业的劳动条件和劳工权益太差，劳动密集型产业变成了“工时超长型产业”，自然吸纳不了太多的员工。
  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而且互为因果。
  有充分的资料表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国民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而税收占GDP比重逐年上升，这几年政府税收是国民工资总额的2至3倍；即使在并不富余的工资里，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的缺失和相关领域的部门私利化，又在无情地掏空普通百姓的腰包；此外，很多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破坏和污染，由此导致的经济和健康成本，也只能由当地百姓承担。
  这种现象产生了十分有害的负面影响：既大面积地损害了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也限制了正常的就业机会增加，并损害了民生状况，进而降低了经济发展的内需拉动力。据测算，改善劳动条件可以大幅度增加就业机会，按最保守估计，用不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可以通过改善劳动条件增加4000万个以上的就业机会。

GDP不是检验现代化的唯一标准
◆陈季冰   

  那些把现代化等同于人均GDP达到某个数字的想法不仅是相当肤浅的，而且还是极其有害的。西方社会的发达和富裕是现代化的结果，如果只看到这个结果，而看不到导致它的内在动力，那么我们的现代化之路就很有可能本末倒置，进而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
  今年以来，一个伪问题像幽灵一样不时地浮现出来，激发起众多人士的讨论和争议。
  起因是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于2月中旬发布的一份《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这原本是一个学术事件，但在众多媒体的重要位置上广泛亮相之后，此事成了一个重要的新闻事件。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从学理上简要梳理一下“现代化”这个概念的由来。
  就像我们生活中的许多“现代”事物一样，“现代化（modern-ization）”来源于西方。按照吉登斯等人的总结，所谓现代性，是指最近几个世纪以来主要在欧洲形成的一种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它的基础则是一整套价值理念。
  如果我们作一个总结的话，现代性实际上包含了下述核心的思想观念：人在世界中的中心地位、理性精神、自由平等，以及对进步和发展的信念。而所谓“现代化”，从字面意义上解释，就是上述这些精神价值的实现过程。
  17世纪以降，虽然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经历的道路并不完全相同，但从发达国家的普遍状况来衡量，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具备以下几个基本制度表征：在政治上，建立政教分离的世俗民主政府，社会以个人（而不是家庭或其他集体）为核心单元，并严格保护个人权利；在经济上，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并摆脱原始自然经济，实现工业化；在文化上，推行多元价值并存，保证思想文化免受外力干涉。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是一项包含着丰富深刻内涵的综合的社会运动，如果说它有一个基本标准的话，也决不仅仅是经济（科技）水平达到某个具体“指标”。只有当现代性的内在精神价值深入人心，基于这些价值之上的制度成功建立起来，一个社会才能够被认为是“实现了”现代化。

GDP增长不等于国民财富增长

◆郑红        

 　要关注经济高速发展下掩盖的国家安全问题。其特点表现为外资总量发展、GDP持续增长和产业结构进步，但同时国民所获得的利益却十分有限。相对于跨国公司所代表的发达国家快速财富积累而言，中国的增长隐含着土地、劳动力和资源粗放式投入下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和相对贫困化的
　 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否代表国民财富的增长？出口规模的扩大是否意味着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在纪念《世界经济研究》杂志公开发行20周年的一场“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与战略再探索”研讨会上，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幼文教授抛出了一连串问题请与会专家思考。
  他说：经济全球化使得许多传统观念需要改变，在“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背景下，我们应该科学评估开放效益，树立“新开放观”。
　 在“新开放观”理论框架下，张幼文认为，一个国家的出口规模及其增长率并非这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直接标志。全球化条件下贸易主体的多样化和贸易方式，容易模糊国家竞争力———外资企业出口不是中国的竞争力，加工贸易也不是中国的竞争力，他认为只有完全的中国资本生产出口产品而形成的一般贸易，才直接体现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同样，外资流入中国，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认同，对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认同，对中国投资环境和市场前景的认同，它表明国际资本更加肯定在中国经营的赢利性，但是它并不是中国发展成就或国力提升的直接标志。
　 张幼文表示，在分析中国综合国力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相区别，这不仅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而且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国力”作为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可以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在地理意义上国家的产出，另一种是在要素所有权意义上的产出。很明显，前者是GDP，后者是GNP（国民生产总值），而目前更通行使用的GDP使人们忽略了后一种意义上的产出。他认为，与GDP相比，GNP更直接反映一国生产要素的财富创造能力，更直接体现国民福利的增长。当然，在发达国家，GDP与GNP比较接近。

结论篇
　　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旧体制遗留下来一些不良的“东西”，包括第一，是各级政府保持着对重要资源，比如说土地、信贷等的配置权力；第二，是以GDP增长作为考核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第三，虽然财税体制有了很大进步，但是税收主要来源于增值税，其中一半是生产型的增值税，中央拿75％，地方拿25％，这就使得各级政府过分关注产值的增长。这些“不良”造就了国富民不富的局面。
　　与此同时，民众对于涉及改革的关注热度却大为增高，这又与对经济增长的冷漠形成强烈反差。比如对社会公平、贫富差距、政府机构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投入等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中国的社会发展已经落后于经济发展，因此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就是将其令人瞩目的收入增长转化为非收入方面的发展。
  民众中普遍表现出“对经济增长冷，对改革热”的现象，已经足以引起政策部门重视，至少可以视之为体现民意的一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