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9个“新品规”，真正有技术含量的新药仅35个，其他都是简单换了个剂型、包装就翻倍升价的“变脸老药”！成分只有两三味普通中药的抗癌口服液，一小瓶竟报价498元，药厂代表还叫嚣：“肿瘤病人命都要没了，留着钱干什么？！”（3月31日《南方日报》）

历史上糜烂昏聩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有一句臭名昭著的名言：于我身死后，管它洪水滔天！这话和我们时下药厂代表的“命都没了要钱干么”有着何其相似的逻辑和气势：前者是为“及时行乐”做注脚，后者是为“及时暴利”立牌坊。3月31日的《信息时报》报道说：广东专家怒数药企十宗罪，报价比实际价格高几十上百倍：成本价才2元，报价100元；同一种药150ml报价16元，80ml的比16元还贵……好在广东药品有个面对面谈判的“阳光采购”，让民间的药价流言不幸都齐刷刷“谈”成了事实。　　

问题是：全国还有多少未曾“阳光”过的药品直接批着“定价”或者“建议零售价”的衣裳“虚高不败”地、合法合理地把患者的血汗钱兑现成了“药品暴利链”的沉没成本呢？这种缺乏普适性制度安排的“专家砍价机制”能悲悯转身、成为全国人民的医疗利好吗……其实，专家在既定价格上与药企的斗智斗勇表面上声势热烈，实质上在“砍价游戏”里永远不可能成为事实上的赢家，道理很简单：药品所有诡异的“定价”都是合法的，在暴利成为市场常态的事实语境下，怎么砍、砍到什么程度只能是个案的纠偏，却无法撼动整个定价机制的悖逆，专家再睿智、再超级的智慧也难逃挂一漏万的逻辑结局。　　

国家发改委曾连续20多次对药品进行降价，结果是每次的降价政策都变得灰头土脸，到最后老百姓都不好意思再麻烦“政策性降价机制”了，“降价令”往往成了此种药品的“催命符”，都赶着投胎新生去了。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认为，最根本的办法是尽快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这是国际上的经验，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向会员国推荐的一个办法。简单说就是政府组织定点生产、统一价格、统一配送基本药物。这个办法尽管“看起来很美”，但事实上怕是阻力重重：　　

一是地方政府未必有这个力、有这个心，事实是前几年国家药监局集体腐败，滥批滥上了几千家小药厂，而这些小药厂已经成了地方的财神，现在，又要“断财路”又要“贴财政”，尽管我们都知道美国总共也就几家大药厂就够保障国民用药，生产也规范、又容易监控，但问题是在我们基本医疗保障都捉襟见肘的前提下去搞“政府药厂”，怕是比较困难；二是如果真的政府生产药品了，那么，现有药企资源怎么办呢？“分流”还是“转手”都是大问题。当然了，在我们砍价砍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单纯沉浸在“砍价狂欢”中是很容易忽略产品质量的，而且这种突然的价格倒逼很容易“迫使”药企越发“爱上”偷工减料的功夫。　　

也许，药价的归位不在“砍”、而在“定”：只要把价格“定”准了，还要大张旗鼓劳心费力地“砍”什么呢？能真正让老百姓买到安心药、实价药的，还得依赖我们科学、合理的药品估价、定价机制吧。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