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水电气等公共产品价格上涨已经成为有关部门的一个“习惯”，给百姓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新的负担。几分几毛的涨价看似不起眼，对于生计已在贫困线上徘徊的家庭而言，这增加的一点点开支，都可能成为“最后一击”，让一个孩子失学，让一个病人不医。

合理的价格上涨，通情达理的中国百姓往往都是能接受的，而纵观当下涨得比较快的几种价格，多是不那么合理的。比如电力行业，作为一种基本的生活消费品，应该遵循微利原则才是，但电力行业的暴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一个抄表工年入10万元。其成本控制做得如何，可见一斑。

这一怪现象，《中国经济周刊》日前刊发的一篇文章将其概括为“政府定价，企业赚钱，百姓埋单”。一语道破公共产品价格上涨的“天机”：政府定价机制出了问题，政府责任没有到位。

之前，各界一直在呼吁：要破除垄断，尤其要率先破除关乎民生的垄断。现在看来，垄断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垄断固然是有力量的，它可以左右政府有关部门，影响决策和政策，至于变听证会为“涨价会”，搞掂一次涨价，或许只是“小儿科”。当然，若只有垄断行业企业的一厢情愿，政府如能“刀枪不入”，垄断行业企业恐怕也难以屡屡得逞。比破除垄断更迫切的，是拆断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勾连，让政府定价不是（甚至完全不该）着眼于“企业赚钱”，而是要着眼于“百姓受益”。

公共产品如何供给？公共事业怎么发展？最核心的是公共产品谁掏腰包？政府的责任还要更为宽广。归根到底，就是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公共产品事业发展机制。这应该成为政府追求的理想。

在这方面，要做好两件事：一是要让百姓享受尽可能低价的公共产品；一是要尽可能少地用财政补贴相关公共产品企业。必须明确，公用事业都是利润比较低微的行业，它要进入千家万户，让所有的普通百姓都用得起，就不能走高价路线，也不能以“成本决定价格”来随意要求涨价。

我们不能仅用百姓的可承受能力来判断水电气能否再上涨。如前所述，对这个家庭是可以承受的，却可能压垮另外一个家庭。

不妨设想，如果规定公共产品上涨价格的一部分或者大部分由财政负担，把涨价是民众与企业的博弈变为政府与企业的博弈，那么，一些公共领域的涨价还会那么“欢快”吗？     (李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