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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
这些年，笔者一直在探寻中国企业失败的基因，现在，称之为“中国式失败”。
“中国式失败”的前提是，存在一个独特的中国式商业环境。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一直处在一个剧烈转型的时代，法制在逐渐地建设和完善之中，冒险者往往需要穿越现行的某些法规，这造成很多商业行为都在一种灰色的中间地带运行。
正因如此，“中国式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便表现为具有浓烈和独特中国式特征的政商博弈，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种博弈景象：
第一，产权清晰化过程中的政商破裂。从1998年起，国有资本逐渐从完全竞争性领域中次第退出，大规模的企业产权变革由此开始。据国资委的统计，从1998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户锐减到15万户，减少了40％，这些企业要么消失，要么就改变了产权属性。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地方的政府与企业家之间发生了清晰化思路上的分歧。最终，前者因种种原因选择了抛弃后者的战略，这种破裂直接导致了企业的快速衰败。科龙、健力宝两案堪称经典，这两家企业都是在创业型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的双重努力下成长起来的，而最终因政商沟通破裂而酿造悲剧。
第二，宏观调控中的利益分野。在中国企业的发展经验中，宏观调控往往成为一个半周期性的因素。从1981年开始，中国经济每隔三到五年必有一次宏观调控，而每次整治的重点对象便是民营企业。近年来，随着国有资本在垄断性行业中的权重越来越大，其调控的行业性排斥特征也越来越明显。有些民营企业冒险突进上游重工行业或垄断性领域，其政策风险便往往大于任何经营上的风险。在2004年春夏之际，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宏观调控，在重点治理的行业中，便出现了很多著名的败局，如资金市场的德隆、房地产的顺驰、钢铁行业的铁本等等，它们都因对宏观形势的判断失误而马失前蹄。
第三，地方利益格局中的牺牲者。诞生于市场竞争领域的民营企业在政商博弈中的弱势地位有目共睹。企业家为之付出的教训也可谓“血流成河”。企业家冯仑甚至认为：“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如何有技巧地游刃于越来越错综复杂的政商博弈之中，将考验中国企业家的最大智慧。
在中国，企业家应当与政治保持怎样的距离，是一个已经被谈论了将近30年的课题。中国的经济成长越来越呈现出国家商业主义的特征。在未来的数年内，跨国公司以及民间资本者的政治博弈技巧将显得非常重要。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一朝得手与稳健拥有不可同日而语。 |
